從日本一方，也可看出這種走私貿(mào)易的勢頭。日本平戶時代，將來自中國及東南亞各口岸的船只稱為唐船。嘉靖以前，中國商船滿載絲綢、書畫等物，絡(luò)繹不絕地駛往豐后、肥前平戶和薩摩等地，以致在平戶“大唐和南蠻的珍品年年充斥，因而就都、（土界）港等各地商人，云集此地，人們稱作為西都。”據(jù)統(tǒng)計，1609年明朝有10艘商船開到薩摩，其中已知所載貨物的船主為薛榮具、陳振宇、何新宇的3艘船，都載有江南絲及絲織品，光陳振宇船就裝有緞、綾、青、光素、素綾、絲䌷、䌷、帽料、素䌷、藍䌷等603匹。慶長年間（公元1596~1614年），“南蠻船裝載大量白絲開到長崎”，后來“南蠻船又運來大批白絲，因而絲價暴跌”。據(jù)日方資料載，“勘合不成，然南就福建商舶每歲渡長崎者，自此（指慶長十五年，公元1610年）逐年增多”。1612年大約前半年中，“明朝商船和從呂宋返航的日本商船共26艘，舳艫相接，同時開進長崎港，載來白絲二十余萬斤”。1635年，日本對中國的貿(mào)易已經(jīng)發(fā)展到公開搶動的地步。
明清易代之際，東南沿海人民從事中日走私貿(mào)易的仍然不少。順治初年，浙江巡撫秦世禎說江南人民貪財微利，蹈險私通，販運綢布等物，所在多有。如商人曾定老等前后數(shù)次領(lǐng)了鄭成功的十幾萬兩銀子在蘇杭等地置買綾綢絲，或者將貨交給鄭成功，或者直接赴日貿(mào)易，獲利后歸還本息。這些商人因有反清復(fù)明的國姓爺鄭成功做后臺，絲綢生意做的特別大。順治十八年（公元1661年），浙江緝獲走私船一艘，船廠上商人30余人于前一年置備貨物到福建海澄下海赴日貿(mào)易。其中紹興人王吉甫帶了紹興綾10匹，漳州人張瑞在杭州購買絲260斤、白綾33匹，紅縐紗4匹，福州人王一在杭州買絲40斤，廣州人高參在杭州買縐紗50匹，杭州人李茂在蘇州買輕䌷100匹，廣州人盧某在蘇州買縐紗150匹。這些商伙在長崎出賣絲綢后，大體上按每百兩抽分二十兩的比例交給船主。這種經(jīng)營形式與前述萬歷通番貿(mào)易相似。由此二例，可知清初中日絲綢貿(mào)易盛況不減往昔。
對于明清之際中國輸日的生絲數(shù)，日本學(xué)者巖生成一曾作過統(tǒng)計。大體上自萬歷年間到崇禎十年駛?cè)盏娜A絲船每年平均為47艘。崇禎十年到十七年8年中平均為64艘，每年平均輸絲54730余斤。自順治二年到康熙二十二年26年中，每年平均輸絲145000余斤。唐船輸日生絲占了全部輸日生絲的61.18%。
造成明后期和清初唐船輸日絲量比例不同的前后不同，可能是明后期日本所需生絲主要通過葡萄牙人由澳門中轉(zhuǎn)而獲得，入清后，葡、荷勢力相繼退出，生絲又主要靠唐船獲得。因此唐船輸日生絲比例的前后變化，實質(zhì)上反映了各國在中日絲綢貿(mào)易中販運勢力消長，而唐船地位的不斷上升，則反映出中日絲綢貿(mào)易雖然在明末清初的幾十年中葡、荷等國的商船十分活躍，然后而從長期來看，它主要是由中國商人沖破重重阻力展開的。
誠然，盡管每年載運生絲和絲織品赴日的唐船達數(shù)十艘，但仍遠遠不能滿足日本對絲的巨量需求，因而當(dāng)歐洲人航海東來后，日本所需生絲除了繼續(xù)從中國商人手里獲得外，先經(jīng)葡萄牙人之手后經(jīng)荷蘭人之手獲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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